夷夏纵横谈之四: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风波亭上的岳飞(下)
耶稣与犹太义军的分歧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的典型模式。
犹大，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就是这一关系的代表。
犹大这个名字很具有象征性，要知道，除了〈新约圣经〉外，并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耶稣和犹大的存在。〈新约圣经〉作为宗教文献由于其 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使人无法怀疑其实在性（一种即使不发生，但终究要发生，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此人或另一人或更多的人，总之，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但是，他们存在的现实性，我们有很多理由进行怀疑。
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怀疑却是科学的前提。
虽然真正的基督教成型于耶稣死后的很多年，并且有不同的阐述，但任何怀疑都被信仰拒之于门外。
耶稣作为犹太革命的精神领袖，而犹大是他与革命派之间的联系人，甚至，犹大本人就是革命的实际操作者。这些已不再重要，因为根据后人传说，他们基本上死于同时。犹大因为耶稣之死而追悔莫及，良心发现，自缢而死。
耶稣的宁静革命被犹太人的投降派和暴力革命者同时出卖。罗马帝国的策略使三派同时受到弹压。精神领袖被献祭， 革命者即被镇压，投降派从此不得人心，日渐萎缩，自此，犹太人作为民族就消失了。
替罪羔羊已被献祭，大失败的原因却未能得到确认，民族自阉的行为也必须得到赎罪。
谁是罪人？不可能整个民族都是罪人，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之中一定有叛徒。必须指出叛徒。
叛徒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员，也有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部分。
祭司们从思想上背叛了，革命者的激进行动使复国事业功败垂成。但他们本非我们的同道，所以，我们自身也一定有缺陷，有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罪过就由犹大来顶吧！
指定犹大为叛徒是因为：
一）十二使徒中可能确有其人，他倾向于暴力革命，而且采取了过激的措施即引发罗马士兵来搜寻耶稣，期望耶稣能在紧急状态下登高振臂一呼，发起一场救国救民的暴动，这样，上帝的天国在地上也成为可能，耶稣迟疑过，所谓的耶稣在沙漠中受到魔鬼的诱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但他拒绝了，对世俗权力的屈服就是对精神的背叛，他耶稣的王国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在人心。
二）在最坚定而且最亲近耶稣之道的十二使徒中指定叛徒是需要有勇气的，这是使徒们对自身曾有过的信念上的动摇的反省和批判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彼得，在耶稣被捕时也有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
三）希伯来人十二部族建立的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去世后分裂，其中的十支在北方，仍称以色列，南方则是由犹大族建立的犹大王国，因此，犹大族本身就是少数派，同样，耶稣的十二使徒，只有犹大来自南方，而且，据说他是狂热的暴力革命者，显而易见，他也是少数派。对犹大的指责，同样也是对大多数使徒或大部分犹太人（人民）的肯定。
耶稣被害的罪责由犹大背起，采取这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使内部的矛盾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就象岳飞被害的罪责应当由秦桧来背一样，殊不知，秦桧只是逢迎了宋高宗赵构的心思，而赵构的是心思代表着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大部分地主和士族知识分子的心思。最主要的是，宋人的衰颓和懦弱不是少数几个爱国心切的将军或正义的知识分子所能改变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都成了民族的祭品。
但面对大失败，无论谁，任何民族或宗派，只要不想被完全消灭，他只有两种选择：
- 逆来顺受，伺机而起，这是相对积极的选择；
- 逆来顺受，看谁先死，这就比较消极了。
历史的证明是：第一种选择犹太人等了近两千年，犹太复国主义终为现实，但他现在将昔日的弟兄阿拉伯人当作仇敌，而将昔日仇敌罗马帝国的后继者，欧洲与美国当成了盟友或主人。这也许应了美国人的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第二种选择更明智，因为基督徒只用了两百多年就让罗马帝国基督化，即便帝国一个个地衰亡了，耶稣的教义却仍然存在。
这两种选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是政治和经济性的，表现为机会主义；后者是宗教性思想性的，表现为绝对的心灵主义。这两种情况和宋人都十分相似，在外来力量磅礴不可阻的形势下，为求生存（不求发展）而自我封闭，将文明的内在机制绝对化，使他保持不变，而将文明的各种功能一律精神化，形式化，以求超越。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不是也对蒙元王朝的迅速衰亡和满清王朝的全面汉化而沾沾自喜吗？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相似之处不一而足，他们都是人类史上唯一的两支四千年屹立不倒，硕果仅存的民族，源源不断地向外移民，在世界各地形成许多相对独立其实封闭的小社团，生活在新社会的夹层中，旧文明的阴影下。
犹太人根本就不曾有过文明，只有过文化，早就僵死了；最悠久的中国的古文明只剩下些浮光片羽，即便是最强势的欧西文明也已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亡。
人类大文明正在酝酿之中，在人类大文明的面前，所有曾经盛极一时，如日中天的文明都被降低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哪一个民族能承担开创人类历史新阶段，创造出文明的新价值的历史使命呢？
人类还需要不断地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