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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égorie : 夷夏纵横 Centre V Périphé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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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之八：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文明（上）
上古古朴文明在几度辉煌后沉寂了，外族入侵又给以致命的打击，世界沉入了黑匣。但正如黑暗孕育黎明一样，文明新生命的诞生也需要经历艰辛的“十月怀胎”，这明胎暗结，有时需要等待数百年。
一般说来，黑暗期越长，文明的准备也就越充分。这种准备主要表现在新民族的孕育和诞生。因为，文明和文化不一样，文化的传承依靠知识分子的抱残守缺，守住对历史的记忆，而文明的主体是民族，他还必须是一个全新的民族。
上古文明的诞生肯定是一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先民在世界各地不断迁徙的结果。同样，古典文明的出现也与三千年前的民族大迁徙有关。
仍是部落联盟制的多利安人南下希腊，摧毁了当地已有发达国家形态却已老迈的迈锡尼文明，为原住民注入了强劲新鲜的民族血液，并带来了铁器。以后的三四百年就是多利安诸族与爱琴海诸国之间种族和文化的交融期，直至阿哥斯，斯巴达，雅典等新的国家（城邦）的诞生。
进入伊朗高原后的亚利安人长期保持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直到耶元前六七百年才在两河流域的末世文明的影响下渐渐形成国家（波斯，米底等），印度河流域的亚利安人形成国家最晚，因为在他们于耶元前1500年进入该地时，印度原住民的城市国家已经衰亡，但吠陀文化不一定是亚利安人独有的文化，很有可能是亚利安传统和印度原住民文化融合的结果。
这种外来民族和当地民族间的文化交融过程有点类似于情人之间谈恋爱，充满了猜疑，试探，迁就，疏远，制造麻烦，甚至会有危机和暴力出现，更象上古母族社会时男方的“从女居”或者后世的“倒插门”。但外来一方为了站稳脚跟或者站稳了脚跟后，他会对原来那方家族，人民，国家或文化进行改造。改造的结果就是新种族，新体制，新文化的诞生。
并不是所有文化之间都能做到水乳交融的，最初一般是征服与反征服，外来文化比较年轻，有旺盛的民族生命力，倾向于征服，但文化较落后，至少看起来落后，原住民文化如果更落后，它会被吃掉，如果它先进的话，它已经在从事征服了，如果它在被人征服，那表明它的文化或文明正在衰落，衰落的原因是文明内部机制的老化，在外力的打击下，它会进行改革，但文明衰落期的改革成效不大，多以悲剧收场，只是让文明苟延残喘罢了。
但如果原住民文明底蕴十分深厚，而强大的入侵者却数量有限，后者很有可能会被前者同化，与原住民一起走向衰落，这就是有的文明衰落期特别漫长的缘故。
不同文化间的交融需要很长时间，而人类古典文明的酝酿基本上用了三四百年，这是因为古时候的国家大都小国寡民，地广人稀，古希腊早期，印度后吠陀时代和中国西周的的城市国家其实只是一些文化孤岛而已，城中住的是贵族和自由民（国人），城郊则是耕种民（野人）或奴隶，而郊外大部分地区包括山林（古时候森林覆盖率远远超过今日）都居住着蛮人部族。
古时候的国指的是城市（city），国民就是公民，自由民（citizen）,中国古称国人，西周末年的“国人暴动”是贵族和自由民对逐渐走向中央集权的王族的反抗，“国人暴动”后短期的“周召共和”其实是恢复了以前的王族和贵族的共和制，由此可见，中国的西周和古希腊早期以及古罗马早期采取了基本相同的共和制。
《周官》中的九卿由周人担任，但并非由周王任命，而是由成周与宗周的大家族推选，而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则由诸侯中的元老担任，这就是周公，召公等名为诸侯，却留在中央为宰的缘故，后世说周朝爵位五等（公侯伯子男）是可笑的，自始至终，周王未曾封过一个诸侯为公的，秦楚不必说了，他们都被儒者贬为子，齐（姜太公）是开国第一功臣，鲁是周公的封国，晋也是武王爱弟的封国，都只封了个侯（公只是封国内臣民对其君主的尊称）。
侯等于后，也是王的意思，比王差一点，上古的后不是王后或皇后，而是王，比如后羿就是王羿的意思，但诸侯的侯不可以称王，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只有能进入中央名列三公的诸侯可以称公，这公在古希腊或古罗马就等同于执政官，是贵族中的贵族，公跟王也只差一步，公可以写做KONG ，王在英语中就是KING，在日尔曼语中写作KONIG。
回过头来说野人，野人在古汉语中仅指郊野之人就是乡下人，从事孔夫子所鄙视的劳力之人，是COUNTRY（法语写作PAYSAN=英语的PEASANT）。
COUNTRY的词义由郊野变成国家是城市文明扩张的结果，但野蛮人就住在郊外的山林之中，野蛮人英语作SAVAGE，法语作SAUVAGE，都源于拉丁语的SILVA树林，他们其实和文明人杂居在一起，占据城市和城市间的大片土地，随时会因为缺乏生活资料而大肆进攻和掠夺城市，西周就是灭亡在杂居于文明区域的野蛮人手中。
文明与野蛮在那时还没有明确的疆域分野，基本上一出城就是下野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下野，被放逐，就是逐出城外，与乡下人呆在一起。
不过，野与蛮还是有区别的。野与文明对比，只是鄙俗，蛮则是与文明的对立。
文明的扩张就是城市文明对城外野人，继而是山林的蛮人，最后是域外的荒蛮民族的一步一步的同化过程。
人类文明的古典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哲学阶段，中国，印度和希腊成为世界的中心。
作为征服者，周人的礼法和封建，亚利安人在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制以及希腊城邦早期的贵族政治都脱胎于原始的氏族贵族制度，在系统化和等级化后被用来控制被征服民族的有效制度，这一制度专制并且僵化，对旧贵族贬斥和镇压是无情的，因此，大部分殷人被排除在社会主体以外，连土地都不能拥有，就只能做生意了，所以在中国做生意的就叫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中排在末位，而排在第三位的工，原本是商王朝的工匠和艺师，由于周人文化和技术都比商人落后，所以必须借助他们，但匠师们仍然不能构成独立的社会阶层。
周公建立了一套详尽的礼法和官僚制度（周礼与周官），巩固了周人对中原的统治，为平武庚之叛不惜诛杀放逐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并作成周（洛邑）以集中管理殷之顽民，然后东征夷人，夷人是商人的盟邦，可能参与武庚叛乱并收留大批意图复辟的前商贵族王公，失败后四散逃亡，王子武庚禄父北奔，可能回到商人的老家燕北，有的则出海了，海上也是夷人的老家，据说有一部分商人辗转到了美洲，创造了美洲最早的文化——奥尔美克文化（civilisation olmeque,今墨西哥一带，此说有待考证）。
古希腊城邦早期的贵族政治和印度的种姓制的确立也是出于对当地原居民的压制，在古希腊失去权势和土地的原居民就沦为奴隶，在印度，亚利安人的敌对者就沦为贱民首陀罗，但希腊，印度和周人的贵族专政在强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的侧重。
古希腊是典型的奴隶制，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人口增多，土地不够分配，大奴隶主又巧取豪夺，有时候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希图另辟蹊径，海外殖民成为抒解城邦内部矛盾的最佳选择，再者，希腊诸城邦大多数面临海，岛小地狭，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古希腊人开阔的视野，冒险的精神，他们注重对物质世界的了解，文明基本上是外向型的，是海洋文明。
相对来说，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是大河文明，印度文明源于印度河与恒河，中国文明源于黄河和长江，印度的两河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国的两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青藏高原，不同的是印度人一抬头就看到终年积雪的巍巍高山，那山上就是众神的所在，而中国人大概在近一个世纪才知道此山的存在，江河的源头自古以来更是众说纷纭，只知道长江黄河奔腾于华夏大地，源远流长，因此，印度文明是大河文明的山地派，中国文明是大河文明的平原派。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文明注重目的，印度文明注重源头，中国文明注重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文明是方法论的，印度文明强调思辨，而中国文明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