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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谈之五.文明与文化的易经模式
说到文明，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说到文化，一般认为，文明这个概念外延比文化要广。文化是文明体精神和意志的状态，包括思想，信仰，风俗，文学艺术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意识形态，而文明则还包括与这一形态相关的政治，军事，法律等社会机制和这一机制所依据的经济基础。
因此，文化是精神性的，而文明则至少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种状态，有时，也可以将物质与精神间的过渡状态，即人和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单独立出为社会文明，并且，社会在文明系统的功能意义上比物质和精神更重要。社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对物质和精神的有效组织上。
文化人大致是知识分子，但并不全都是文明人，大多数生活腐化，贪赃枉法的人文化程度是很高的，《废都》中对当代中国文化人的刻划入木三分，他们不但不文明，简直腐朽了，其实，自宋以来，中国文人就是这付嘴脸，而且，国难当头时，他们还会卖国求荣。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行为惨绝人寰，但很多德国日本军官都受过高等教育，可谓温文尔雅，《霸王别姬》的电影中日本人崇尚京剧也是一个例子。
但是，如果野心雄心蒙蔽了正义，就变成野蛮。
孔子也十分推崇进取心和正义感的，义在儒家五德（仁义礼智信）中排在第二，日本人明修神道，其实是以儒治国的，他们的儒学只有三德（义礼智），没了仁与信，无头无尾。在三德之中，又首重一个义字，但没有仁节制的义，只能算是勇，这就是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孔子说：“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就是由这些君子和小人组成的，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组织功能。
孔子对君子的定义也很辨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一说法同样适合于对文明的定义。文明的物质方面如果盖住了精神，那么这文明就过于野蛮，比如说欧西文明的野蛮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阶段，或者德国的纳粹，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
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质胜文则野”，不同的是，它们属于文明大转换期的产物，所采取的野蛮方式也将被历史认同为“矫枉过正”的典型方式，就如汤武革命，秦始皇改制。
相反，如果文明的精神方面完全套住了它物质方面的自然禀赋和需求，文明就会停顿，文明的释义者们即文化人就会泥古不化，老是引经据典，搬出些陈年谷物来咀嚼，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太泥古，太“史”了。王莽改制的失败和宋朝的灭亡就是“文胜质则史”的例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前是泥了儒家传统的古，现在又大部分泥了西方传统的古，虽然，西方传统还不算太古，但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
对文明的探究还可以作地域上的分析。
我们将人类文明称为大文明，再根据各地不同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将人类划分为几个较大的地域性文明。比如说欧西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或东亚儒教文明等，有时，大的地域文明还可以再划分为子文明，欧西文明就可以划分为欧洲（西欧）天主教文明，美国（新教）文明，俄罗斯及东欧的东正教文明等，而日本文明在东亚文明圈中也是一个独立的子文明。南美洲也可以说是欧西文明的一个子系统，但他的独立性在日益加强。
这两种文明系统的分割方式尚未包括古代人类的文明成就和状态。
历史是文明发展的现象学，文明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古代文明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记载中想象它灵光的闪现，或者从沙漠深处挖掘出它曾有过辉煌的碎片，而另一些文明未曾成熟就已夭折，与它们相反的是，中国文明四千年屹立不倒，古希腊-罗马文明在混合基督教文化后也能借尸还魂，创造出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发达，最有影响力的欧西文明。
文化不是一个结构上或精神上高于文明或者在广延上次于文明的概念。它们应该有相同的内涵，只是运行机制不同罢了。
文化与文明都必须从“文”开始，文是文字 ，图象文字，是对事物的表象，但带有较大的抽象性质。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把感性认识的长期积累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初步总结。古者包牺氏俯仰天地，始作八卦就是中国文明的曙光，八卦的卦象就是最初的文字系统化。而在文字系统化之前，所有的人类创造只能算是偶然发现或必然压迫的结果，包括语言，火与石器，石弓石箭，陶器等，甚至文字本身在没有系统化之前也只能算是个别性的偶然事件。
因为，原始人类在自然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基本上是消极的，反应性和功能性的，只有文字的出现和系统化才使人类能够有所依据而采取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自然。
文字的系统化是长期积累和深思熟略的结果，只有它才代表文明的真正开始。
在汉语中，文化与文明发生在不同时代。
文化是一个已有文字（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民族对己族人的教化和对四方民族的潜移默化，其卦为巽，巽者顺也。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君子德风，小人德草，风过而草偃。这就是文化的教化作用。
而文明则代表了某一强势民族将其特有文化明示天下，佐以技术，经济，政治，军事等强力手段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其卦为离，离者丽也。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春秋时，周文化在中原日渐衰落，只靠着孔子在鲁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
“克己复礼”，但孔子在当时并不代表时代的主流思潮。而东方的齐，南方的楚，西方的秦，北方的晋，都已经吞并了不少诸侯小国，而且在各自不同的地域融合并吸收了当地的蛮夷文化，再加上东南的吴或越，这就是春秋五霸。
齐人“阔达而多匿知”，有姜太公的遗风，管子晏子都是经世济民大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有著作传世，孙子的兵法更是智计百出，鬼神不测，邹衍的五行学说和大九州论更是闳大不经，眼界高越，这些都是齐人的“匿知”（相当于秘学），他们有一种非正统非常规的思维方式，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即便是小民，也有急智，孟尝君门下就收罗了鸡鸣狗盗之徒，在危急之时，就派上了大用。只是齐国自太公建国至于季末，近八百年，文化周期已然完成，在战国末年诸侯纷争意图一统天下时，他只能置身事外却又咨议横生了，因此，稷下学派的空谈就空前发达。
楚人“剽轻”（浪漫而多变），项羽是最好的例子，伍子胥也很“剽轻”的，只是父兄被戮，只能为家仇而叛国，名成身就却死不得其所，悲剧色彩太严重了。不过，楚国的英雄都带了些悲剧色彩，屈原自沉汨罗为他们涂上了一层文化的光辉。在屈原的《离骚》之前（不要忘记，离者丽也，易象为日，〈离骚〉即〈太阳之歌〉，屈原为楚国贵族，封地在屈，楚人是火神祝融之后），老子和庄子已经将楚人浪漫多变的性格在文章中发挥得淋漓至尽。
三晋之人任侠使气，所以燕赵多慷慨之士，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豫让，聂政，和荆轲都是三晋（赵魏韩）之人，包括魏公子无忌的门客侯嬴和朱亥，他们都是杀身取义的大侠，即便是出将入相，风格犹存，蔺相如庭折秦王，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都是这种侠义豪情的写照。另外，三晋之人多权变，这也是侠气使然，苏秦苏代，乐毅乐乘纵横燕赵也就顺理成章了。
秦人淳朴，有上古遗风，重农而尚武，并且立国比其他诸侯晚了三百余年，地处偏僻，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各国也将他视作夷翟之人，但也正因为秦国文化落后，传统保守势力薄弱，新法在商鞅死后仍然得到贯彻，秦人内务耕稼，外劝战功，以刑法立国，招致天下能人志士，在几代君王的努力下，秦国很快就发展成七国中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秦人的文化是务实，崇法，尚武，这是一种新文化，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完全是依据了这种新文化。
文化是部族性的，反应某一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结构，和宗教信仰，，带有较大的地域性质，重视地缘和血缘，主要神祗为自然神和部族神，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和畜牧，这种情况即使在部族发展为城邦国家或方国霸国后也改变不大，部族或国家事务一般由长老和长老院处理。
文化在易象上释义为坤，坤即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崇祖尊老，保守传统为其特征。
在西方语言中，文化写作culture，栽培，养育的意思，也是它与土地深刻联系的证明。
而文明恰恰相反。
文明必须是普世性的，反应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普遍性，是强势文化在逐渐融合，吞并其他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文化。
部族的融合，不同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交换产生集市并不断扩大为城市，工坊和商市的出现要求对城市进行组织，对城市的组织颖现出国家（城邦），因此，在西方语言中，文明就是civilisation(城市化,市民化)，词根是civil(民事)，或者cité(城市，城邦)，市民，公民则称citoyen,这是拉丁语系，在日尔曼语系城镇称为堡bourg,市民则是bourgeois, 汉语有时直译为布尔乔亚。
市民或公民都是脱产之人（déculturés）,中国古时候称作国人的，相对于野人.
市民和国人已不再从事农业或牧业生产，他们居住在城市里，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叫礼civilités,狭义上的文明，这文明就是城市的新潮。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最初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区别。
文化向文明的过渡是以传统的消亡为代价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可扭转。地球史也以证明给我们看人的发展是以动植物种类的集体消亡为代价，也就是说以破坏自然种类的均衡为代价。
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方国霸国间的兼并如火如荼，直至帝国统一，文明走上其巅峰，其卦为乾。“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话的意思是，君子（大人）率天而行，拔地而起，蒸蒸日上然后如日中天，但仍然要自强不息，因为乾卦最后一爻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秦帝国，隋帝国，元帝国，和亚历山大的帝国，拿破仑帝国都是辉煌一时，但短短数十年就分崩离析，这都是他们在巅峰状态时未能及时调解文明的“文”与“质”之间的矛盾，他们的物质成就包括政治体制都可光鉴日月，但统治者的精神状态都贫乏太过偏激，升得太高了就会缺氧，精神就会窒息。
巅峰经验必须有坚实的体魄和充足的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就只有法律专家为他治国了，隋朝统治者都是北方半开化的大贵族，元蒙统治者更将世界当作了牧场，亚历山大的帝国由马其顿的将军分领，行省制都未确立。拿破仑的手下都是资本家和冒险家。所以，他们的帝国都必须被打破，由另一批人来重新建造。这批人，要有更丰富的精神，包含更多种族，更多阶层，更多职业。
第二批帝国属于真正的文明，他们花更多的时间来休养生息，调解社会矛盾，教化人民，一般在一百年后到达颠峰。这批帝国在历史上最为持久，影响也最大，他们就是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罗马帝国，和美帝国等。
历史是一个由阴阳两股力量此消彼长的太极自旋系统。
文化与文明就是历史的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文化是阴象地为坤，是内涵的，有极强的韧性，凝聚性和持久性。
文明是阳象天为乾，是外延的，具有刚性，扩展性和周期性。
文明周期完全依照《易经》先天八卦的模式运行：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巽兑为肩，震艮为足，自震经离兑而至于乾，为天行，是地域性文化发展为普世性文明的升腾历程，自巽经坎艮而至于坤，为地势，是普世性文明化归为地域性文化的衰落过程。
震为雷，雷动于地，草蕃蜇惊，潜龙勿用，囊中锥成，这是文明的创生阶段。
离为火，火势炎上，日日维新，见龙在田，与时偕行，这是文明的发展阶段。
兑为泽，泽被万物，近悦远来，或跃在渊，云行雨施，这是文明的融合阶段。
乾为天，天道周行，际会风云，飞龙在天，万国咸宁，这是文明的统合阶段。
巽为风，风闻四海，天下归心，乘龙御天，天下文明，这是文明的综合阶段。
坎为水，水势润下，渐履冰霜，亢龙有悔，革道迷阳，这是文明的衰落阶段。
艮为山，岳峙渊停，行止无常，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是文明的停顿阶段。
坤为地，地塌山崩，大道倾亡，群龙无首，君子归藏，这是文明的解体阶段。
创生，发展，融合，统合，综合，衰退，停顿，解体，这就是小至细胞，大至宇宙包括生命以及由人组成的文明体在内的一切有机无机系统的必然走向。
文明的起点扎根于文化这样一个基础。
自然且自给自足的文化一旦自觉地为自己规划，制定一个蓝图，这就是文明的开始。文明的开始不是文字或城镇的出现，而是这一文字的系统化，城镇的规划和国家的出现，而这些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扩张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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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谈之四: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风波亭上的岳飞(下)
耶稣与犹太义军的分歧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的典型模式。
犹大，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就是这一关系的代表。
犹大这个名字很具有象征性，要知道，除了〈新约圣经〉外，并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耶稣和犹大的存在。〈新约圣经〉作为宗教文献由于其 所具备的象征意义使人无法怀疑其实在性（一种即使不发生，但终究要发生，这一时期或另一时期，此人或另一人或更多的人，总之，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但是，他们存在的现实性，我们有很多理由进行怀疑。
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怀疑却是科学的前提。
虽然真正的基督教成型于耶稣死后的很多年，并且有不同的阐述，但任何怀疑都被信仰拒之于门外。
耶稣作为犹太革命的精神领袖，而犹大是他与革命派之间的联系人，甚至，犹大本人就是革命的实际操作者。这些已不再重要，因为根据后人传说，他们基本上死于同时。犹大因为耶稣之死而追悔莫及，良心发现，自缢而死。
耶稣的宁静革命被犹太人的投降派和暴力革命者同时出卖。罗马帝国的策略使三派同时受到弹压。精神领袖被献祭， 革命者即被镇压，投降派从此不得人心，日渐萎缩，自此，犹太人作为民族就消失了。
替罪羔羊已被献祭，大失败的原因却未能得到确认，民族自阉的行为也必须得到赎罪。
谁是罪人？不可能整个民族都是罪人，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之中一定有叛徒。必须指出叛徒。
叛徒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员，也有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部分。
祭司们从思想上背叛了，革命者的激进行动使复国事业功败垂成。但他们本非我们的同道，所以，我们自身也一定有缺陷，有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罪过就由犹大来顶吧！
指定犹大为叛徒是因为：
一）十二使徒中可能确有其人，他倾向于暴力革命，而且采取了过激的措施即引发罗马士兵来搜寻耶稣，期望耶稣能在紧急状态下登高振臂一呼，发起一场救国救民的暴动，这样，上帝的天国在地上也成为可能，耶稣迟疑过，所谓的耶稣在沙漠中受到魔鬼的诱惑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但他拒绝了，对世俗权力的屈服就是对精神的背叛，他耶稣的王国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在人心。
二）在最坚定而且最亲近耶稣之道的十二使徒中指定叛徒是需要有勇气的，这是使徒们对自身曾有过的信念上的动摇的反省和批判的结果，因为即使是彼得，在耶稣被捕时也有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
三）希伯来人十二部族建立的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去世后分裂，其中的十支在北方，仍称以色列，南方则是由犹大族建立的犹大王国，因此，犹大族本身就是少数派，同样，耶稣的十二使徒，只有犹大来自南方，而且，据说他是狂热的暴力革命者，显而易见，他也是少数派。对犹大的指责，同样也是对大多数使徒或大部分犹太人（人民）的肯定。
耶稣被害的罪责由犹大背起，采取这样一种中庸的方式使内部的矛盾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就象岳飞被害的罪责应当由秦桧来背一样，殊不知，秦桧只是逢迎了宋高宗赵构的心思，而赵构的是心思代表着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大部分地主和士族知识分子的心思。最主要的是，宋人的衰颓和懦弱不是少数几个爱国心切的将军或正义的知识分子所能改变的。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都成了民族的祭品。
但面对大失败，无论谁，任何民族或宗派，只要不想被完全消灭，他只有两种选择：
- 逆来顺受，伺机而起，这是相对积极的选择；
- 逆来顺受，看谁先死，这就比较消极了。
历史的证明是：第一种选择犹太人等了近两千年，犹太复国主义终为现实，但他现在将昔日的弟兄阿拉伯人当作仇敌，而将昔日仇敌罗马帝国的后继者，欧洲与美国当成了盟友或主人。这也许应了美国人的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第二种选择更明智，因为基督徒只用了两百多年就让罗马帝国基督化，即便帝国一个个地衰亡了，耶稣的教义却仍然存在。
这两种选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是政治和经济性的，表现为机会主义；后者是宗教性思想性的，表现为绝对的心灵主义。这两种情况和宋人都十分相似，在外来力量磅礴不可阻的形势下，为求生存（不求发展）而自我封闭，将文明的内在机制绝对化，使他保持不变，而将文明的各种功能一律精神化，形式化，以求超越。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不是也对蒙元王朝的迅速衰亡和满清王朝的全面汉化而沾沾自喜吗？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相似之处不一而足，他们都是人类史上唯一的两支四千年屹立不倒，硕果仅存的民族，源源不断地向外移民，在世界各地形成许多相对独立其实封闭的小社团，生活在新社会的夹层中，旧文明的阴影下。
犹太人根本就不曾有过文明，只有过文化，早就僵死了；最悠久的中国的古文明只剩下些浮光片羽，即便是最强势的欧西文明也已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亡。
人类大文明正在酝酿之中，在人类大文明的面前，所有曾经盛极一时，如日中天的文明都被降低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
哪一个民族能承担开创人类历史新阶段，创造出文明的新价值的历史使命呢？
人类还需要不断地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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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谈
一．从新教和禅宗说起
上帝是基督教的唯一神，但所有的一神教都注定要分裂，尽管他们相信唯一。
基督教是在耶元1054年正式分裂为天主教（罗马公教）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天主教继承了西方拉丁传统，而东正教继承了东方希腊传统。他们的区别在教义上流于琐碎，分裂的根本原因是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在西欧产生了新教（耶稣教）。
新教是一种崭新的信仰方式，基督教的世界化就是建立在这一崭新形式上的。
新教耶稣教与天主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天主教徒必须通过以教皇为首的教会才能与上帝取得联系，教会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而新教徒则通过心灵直接与上帝沟通。
在此，新教采取了更为自由的信仰形式，也更自然，更直接。这是基督教发展到文艺复兴及启蒙时代，自由思考者在对已僵化腐朽的教皇神权和世俗专制法权产生疑问，既而作出否定后找到的新的自由信仰之路，一大部分自由思考者直接过渡到了无神论。
这一点很类似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惠能628—712）废除抽象的思辨，繁琐的礼节，摈弃权威，凭籍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悟性，直达信仰，神或佛陀不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因为上帝就在心中，信仰即获救。禅宗宣称众生有性，佛性平等，并且走得更远。禅宗倡导众生与佛平等，有时更是喝祖骂佛。
惠能将佛之三宝（佛，法，僧）重新定义为戒，定，慧。对佛的信仰已不是对佛祖，佛法，或僧侣集团（僧伽）的简单皈依，而更注重个人的修行与悟性。
明代儒学由王阳明发展为心学，也遵循着同一发展模式。作为对程朱理学的反正，阳明学主张明心见性，知行合一。
但心学和禅宗一样，只是对唐宋明清以来国人的心理格式的塑造和处事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却并无裨益。它们的成就与新教对欧西人的影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禅宗吃饭拉屎也见佛性的说法，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观，与以往佛宗基本上否定现世生活不一样，它认为生活中处处见佛性，佛性即人性，此岸即彼岸。禅宗世界观有其正面意义，但仍算不上真正的入世精神，很快就在宋代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
唐初的大一统局面和中晚唐的藩镇割据，禅宗都未能在政治和社会上作出正面的回复，它与社会中坚力量缺乏响应，只能为上层阀阅或文人骚客点缀光辉，为下层升斗小民作出宽慰，它的主要作用在文化和思想上。
两宋文官体制的绝对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和程朱理学对儒家道统的绝对化，基本上消除了国内的一切矛盾。两宋三百年，国内大致和平，但这也是对民族性格的一种阉割。
经济的繁荣，科技的发展，反而加强了统治者偏安的心理。
中国人懦弱的性格是在两宋造就的。
面对外族入侵，丧权失地的最佳方案居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从民族心理的转变和民族性格的萎缩上看，是不可避免的。
而岳飞被害将宋人的自阉之剧演至高潮，最终在书生宰相文天祥的一曲《过零丁洋》中，中国文化在悲剧氛围中得到最后最美的升华和超越。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这首诗道尽了中国文人特别是正统，正直并积极入世的文人的生死观和历史观，他们的生活理念和一生已划定的轨道。文天祥就义大都，死于异族元人之手，受到国人的哀悯和敌人的尊重。
两宋统治者的投降主义已经十分可耻，他们的投机主义更加卑鄙。北宋联金灭辽，南宋联蒙灭金，不但未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而先断送了中国北方，既而葬送了整个中国。
明代是中华民族汉族的复兴，但明代文人的遭遇却比宋人更为凄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岳飞，文天祥等从容就义的内心写照和精神依据。明清文人被送上刑场或流放之途时，就没有这份从容了，他们的惶恐和零丁已非个人的生活遭遇，而是整个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心理状态，和宋人不同的是，明清文人舍生取义的行动明显带有自虐性质。
中国人的悲剧并未演到尽头，随着鸦片战争列强入侵，国内经济瘫痪，政治腐败，一百余年的内忧外患，使几亿中国人尝尽了辛苦，寥落，破碎，浮沉，惶恐，零丁的滋味。
从两宋而明清，中国文明的道路是一条绝对化，内在化的道路。
内在化的极端就是封闭，封闭的结果就是灭亡。
精神和意志的灭亡却冠以道德崇高和心灵超越的光环。明代超级高压的大一统终于使中国文明走进了死胡同。清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以及所谓的康乾盛世，只能是回光返照了。
中国人对心灵自由的渴望（禅宗，心学等）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在基础和历史环境。唐宋明清四代社会经济环境的相对优裕和政治上的大一统，使上层下层的人物都缺乏进取心和意志力，对自由的追求必须对抗物欲又要不触犯专制政体，因此就只能转化成心灵化的超越，一种隔离，一种绝对的封闭。
原始基督教所具备的个体平等意识和普世概念（这一平等意识和普世概念是外向型的并带有侵略性）经过对反动教权和政制的否定或修正后被完全释放出来，融合科技的进步，使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传教士和殖民者。
欧洲人一手持经，一手持剑或枪，将世界推入战国状态，在其中，他如鱼得水，纵横捭阖，几乎一统世界。但历史并没有给予他这一机会，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失败就是明证。
欧洲人并不具备统一世界的充分条件，因为他未能在统一世界前解决其内部矛盾。
战前欧洲各国的主要矛盾在于：
- 战前各国内部矛盾——工人阶级的兴起；
- 为抒解内部矛盾而加强对外殖民战争，无可避免地走向国与国的对立；
- 宗教意识和思想的不统一。
一战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二战来解决。二战的结果使主要参战国（英法德意）精耽力竭，却使欧西文明的边缘国家趁势而强（苏美）并伴随着整个世界的非殖民化。
欧洲走向衰落，这一衰落在经济，政体，甚至文化外观上都是不易察觉的。因为这一衰落是意志和精神上的，是文明主体即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的的蜕化。
欧洲即使统一也强不过宋明，经济的繁荣，政体的完备和陈旧意识的灌输和滥觞（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形式化和庸俗化）都不可能挽救内在精神和意志力的衰亡。
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种类型包括人类大文明本身，作为有机体最高，最善，最大的系统，依然要遵循最简单的生物律：生，长，成，病，老，死。
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东西，上帝本身也表现了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变化的缘故，有永变的上帝，没有永恒的上帝。在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上帝就是道，道的次层意义是造化，造化就是创造和变化。
上帝的诞生和命名将在下几章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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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谈之三: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风波亭上的岳飞(上)
耶稣所成立的犹太教新教派，废弃了耶和华作为单一犹太民族上帝的传统，而将之定义为世上所有民族的唯一归宿和真理，包括异教徒，这是平等意识和普世精神的真正体现。上帝应该是犹太教徒和异教徒，朋友和敌人，国王和娼妓的共同上帝。
耶稣的这一精神显然受到当时盛行于西亚的佛教影响。
耶稣年轻时（30岁前）和佛陀一样，到处拜师寻求真理，但他曾受到教于东方大师的事在西方典籍中一直是讳莫如深，相反地，西方神学哲学家更愿意相信他在埃及金字塔的神秘经验。因为埃及文明毕竟和西方文明特别是中东文明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但耶稣生活的时代，埃及宗教与文明早已式微，并且其本身并不具备真正的平等和普世观念。
耶稣的精神，特别是他融合了东方佛理的精神，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呈现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佛教精神在中国也具有类似的优越性，但较晚也较浅。
因为佛家理论的深刻性和广延性暂时被道家融合，而佛教理论的宗教性和消极性又被儒家所抵制。佛教对中国的渗入较早，但发生影响较晚，它与中国本土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需要更长时间。儒道精神的先进性和完备性使佛教或佛家在中国最终只能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即第三位。
儒家精神是社会的，伦理的和人道的。
随着两晋后蛮族入侵，五胡乱华而而进入中国的佛教无法象基督教代替罗马多神教那么简单地消除儒教这样一种先进且现实的学说。
同样，道家精神的自然性和超越性也是佛家难以取代的。道家学说的思辨性质，以及它的自由平等观与佛学相比，也是一时瑜亮。庄子的《逍遥游》和《齐物论》就是中国人自由平等观的最佳解述。
但佛教思想相对于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抄袭而来的多神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略通佛理的耶稣很快就征服了下层的犹太人甚至罗马人的心。理论上的完备，宗教上的虔诚，平等和博爱的意识，再加上神迹的显现，使耶稣的信徒日益增多。
神迹的显现在西方或埃及完全取决于神的意志，但在中国和印度，大师或真人行神迹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是东西方在成圣得道，身登极乐的观念上的差别。
西方人一般是一味的行善或假意行善，以待救主，而印度和中国人全凭自修。
东方人在此岸成圣得道或成佛，佛性即人性的最高显现，佛经中古佛，今佛，未来佛，不胜枚举，道藏中白日飞升，鹤驾鸾乘的的例子不过是寻常文章。儒家亚圣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庄子更离谱，居然说道在屎溺。也就是若有人问你上帝如若存在，他在哪儿？你就说，拉屎撒尿都是上帝的显现啊！这在西方，有人会讲得出吗？讲了又有人会懂吗？
总之，出于使徒的努力，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罗马帝国对外侵略，对内横征暴敛，政治腐败，国人堕落，最后外族入侵这些历史原因使基督教最终在罗马人心中确立，耶元315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顺应人心，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
耶稣在其死后280 年终于被罗马帝国确认为基督。在此，人们重新书写历史，一个正史不曾记载的，罗马帝国东方郡守在某年某月某日将某犯人送上十字架的偶然事件成为了历史的里程碑，耶稣成为了整个人类的救主。
犹太人等待了几千年的救主被罗马人和后来征服罗马欧洲蛮族等到了。历史的悖论同样表现在耶稣作为犹太人被其本族人刻意淡忘，却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确认为先知。
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的原因并不是他抛弃了对耶和华的信仰，而是因为他将上帝以博爱的方式许愿给了其他各个民族。他的革命性的理论被大部分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祭司们视为异端。这一异端从犹太教义上看是因为耶稣自认为是上帝之子，救世主，新王国的缔造者，从而使犹太祭司丧失了权威，并在另一层面上使犹太人和代表犹太人的祭司和贵族成为罗马殖民者的枪口，更深更紧地扼制犹太人的籍口。
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风波亭上的岳飞是同一种悲剧英雄。这悲剧，是民族和文明的悲剧。
摩西则是另一类人物，大概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却未能实现的理想：“道不行，乘桴游于海。”入海避居，另辟蹊径，在中国至少有四个著名的例子。
最著名的当然是《桃花源记》，为避乱世的政治高压而举族迁入深山，以至于不知魏晋，遑论秦汉。只是气魄太小，文人的空想成分太多。
第二个例子即是秦末方士徐福无法向始皇帝交差，就带着三千童男童女远游蓬莱扶桑，落足于今日之日本岛，为尚处于石器时代的日本带去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当然，日本人对此不是三缄其口就是断然否认，可是，日本在耶元前三世纪，尚处石器时代却突然建立了类似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史实和徐福碑在日本多处可见的事实不容否认。
第三个例子在隋末唐初，唐小说《虬髯客记》中记载：隋末天下大乱，英雄盖世的虬髯客巧遇随李靖私奔的红拂女，李靖是大唐的开国功臣，但当时只是一名落魄书生，三人义结兄妹。其后虬髯客隐入江湖。虬髯客在与李靖交谈中透露他本来是准备出山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他悄然隐退的原因是因为他遇见了当时才刚刚成年的李世民，就是后来混一天下的天可汗唐太宗。初露头角但将要济世安民的李公子让英雄一世的虬髯客喟然长叹：天下已有主矣！
李靖从虬髯客那里一定学到了许多经略兵法和为政为臣之道，分手是虬髯客对李靖说十年后必有消息，果然，李靖助李世民平定天下后闻到东南有客，率兵船十万，越海至琉球而王之。琉球今为日本南方诸岛，台湾也曾被称为琉球。
第四个例子是《水浒后传》，梁山一百零八将为朝廷招安后东征西讨，在与方腊一战中损兵折将，而头领宋江又被朝廷所害后，混江龙李俊率残部南迁暹罗（Siam,泰国旧称）而称王，传号多代。
但是，耶稣不可能是摩西，一方面，罗马帝国比埃及王国强愈十倍，另一方面，耶稣的博爱精神，佛陀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祭精神太浓重了，他不可能选择逃避，不可能象徐福，虬髯客，或李俊一样另立一家之天下，因为，他的精神是普世的。
但耶稣与犹太人反抗罗马殖民势力的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与他们不同的是，耶稣的革命性在理论上，有其普遍性，而犹太义军的革命完全表现在行动上，只具备民族意义并带有暴力倾向，这和耶稣所期盼的有很大的差距。他们的关系一定相当复杂而且十分模糊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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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纵横谈
释题：从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比较中，探索人类大文明的归宿。
夷是中国人对异族的称呼，主要指东方民族，有时也泛指中原诸夏外的四方各族，东夷，南蛮，西羌和北狄。日本人被称为瀛夷，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很多方面比中国人强，但我们还是称他们作夷，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的确认为他们不比我们差时，才慢慢地调整心态，将他们称做洋人。
在此，我仍将他们称做夷，决不是出于华夏民族优越论的观点，而是出于尊重。在四夷当中，蛮字从虫，羌字从羊，狄字从犬，都是贬义字，惟有夷族是人，夷字从大从弓，大字从人，因此夷就是持弓的壮士，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英雄后羿就是东夷人，又称夷羿。，当今世界，最强势的文明莫过于欧西文明，称他们作夷，再确切不过了，他们就是持弓的壮士，有大大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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