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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辩
一、
在近代革命的语境中，红色赤色为正色，黑色当然不 正。
但在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中，赤色对应南方，黑色对 应北方，而正中的颜色是黄色。
黄帝，黄土地，黄河，黄皮肤，黄钟大吕，黄袍，黄 龙，黄牛（动物）都证明这一点。
二、
东方青，西方白，南赤北黑因为不清不白，所以不是 东西，不过清白了又怎样，东西而已！
“青天白日”不中不正，蒋中正也就名中正，“红地五 星”还算靠谱，五星为黄色。
“五星出东方，中国胜”。
三、
华夏自古居天下之中，号“中国” ，不是世界的东 方，更不是远东。
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由于墨色做衬，赤色似乎 代表了正确一方，其实不然。
我觉得这是一句被人截断了的话。 原句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唯儒者黄中”。
说这句话的是“亚圣”孟轲。
五、
战国时代，天下倾覆，“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也”,是个极右派，而 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是极左派，乱世都走极 端，中道不行。
孟夫子对此愤愤不平，极力批评杨墨二家，想拨乱反 正，老夫子眼睛和嘴巴都狠毒，一语中的：“墨子兼 爱，是无父也，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 禽兽也。”
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和墨两种颜色革 命都要不得，杨墨两人的学说都要批评，因此左右各 打五十大板。
集体主义的墨家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个人主 义的杨朱走的是“改旗易帜的邪路”。
两千年来，道路的颜色刚好对调了。
六、
不过，孟子还是缺了些自我批评的精神，认为只有他 这派的儒者走的是中道，或者又叫“中国特色”的道 路。 中国特色是啥颜色呢？只怕还真是黄色。
华沙 201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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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小说中，对贫苦农民的形容就是绿色的大槽牙，我一直感到奇怪，难道欧洲的农民牙齿都坏到生绿脓杆菌了？后来对欧洲历史有了一点了解，才知道欧洲的农民，通常要嚼草根混日子。
农具主要是木制的，用不了两天就玩完，要再做新的。有限的钢铁要用来制造铠甲和武器，否则贵族们靠什么打仗呢？事实上，直到十月革命时，俄国的农民仍大量使用木犁，可不是木架铁犁，连犁头都是木的……
在没有集草技术的时候，牲畜是不能过冬的，所以冬天的时候通常要宰掉一些，只留一些最强壮的过冬，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民族都在冬天过年节，因为要宰牲口有肉吃。
如果不幸牲畜没有熬过冬天，那么第二年，挽具就要套在自家女人身上耕地。为什么男人不干？因为扶犁的技术活是男人干的。凡是落后的民族，都是由男人承担技术活动，女人当苦力。你可以看一下印度，大凉山区，以及越南……
女人光着屁股(因为衣服太宝贵了，怕磨破)拉犁，男人在后面用鞭子抽打着她的屁股，就是中世纪田间地头的常见操作，这直接催生了后世欧洲色情片的常见场面。
天朝人早早发明了笼头，牛马戴上就不怕勒脖子，而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没有这种高级货，只能笨笨的把皮条拴在牛马的脖子上犁地，这样就非常容易勒死，牲口死太多也就只能女人亲自上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古代的帝王贵族也算荒淫，巢小脚，烧香疤……各种玩法都有，而这种给女人勒上皮条衣服抽屁股，却是欧洲独创，因为有充分的生活原型。
养蜂技术还没有发明，能得到的天然甜味食品只有蜂蜜，那是采蜜人生命为筹码换来的价格十分昂贵。甘蔗要到殖民以后了，在现代化学以前，从甜菜里榨糖也是白日做梦。苹果和李子的原生种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因为欧洲的冷湿气候酸涩无比，一般只能煮熟了吃，做苹果派之类。现在又大又甜的苹果，那也要到近代农业技术发展以后。
在阉割技术传到欧洲以前，猪和羊的味道属于顶风臭十里，不信你可以到养猪场给闻闻种猪什么味？羊肉尚在忍受范围之内，猪肉煮熟了，能熏得你背过气去。
所谓的丝绸和香料之路，香料可不是什么胭脂花粉的浪漫，而是花椒胡椒大料的口腹之欲。毕竟欧洲那肉不加点香料进去没法吃，很多人宁愿啃土豆，也不愿吃肉。
在巧克力发明以前，欧洲最高贵的食品是皇后面包，筛过六遍以上的纯白面，用蜂蜜和黄油调味，清干净炉瞪以后用余温烤制。和现在市售的普通面包差不多。但在当时的欧洲，被形容只有皇后才能吃得起，所以叫皇后面包。公爵夫人也不是顿顿吃得起。
糠这种东西，在中世纪的欧洲并不存在，全麦面包和黑面包是两回事。由于当时的磨面能力很差，所以面粉都是碾碎的麦子而已。用一个小萝筛一下，筛出来的细面粉，就可以做成白面包，剩下的碎麦粒和麸皮做成的是黑面包。黑面包是不能充分发酵，所以做出来后非常硬。动画片中经常发现某位主妇拿着面包棍，把人一棍抡倒，这可不是夸张，在18世纪之前这是有原型的。
而且欧洲农业，养殖业极度落后，还没有香料，跟中国相比是一个地一个天；中世纪能吃得起姜的都是商人和小贵族了，传教士来中国惊讶地发现姜居然可以用船运一整船！
欧洲平民还缴纳重税，那种低下生产力下磨面粉得交税（私人禁止拥有磨盘），烤面包得交税（私人禁止私建窑炉），结婚得交税（压力堪比现今的结婚买别墅），牧猪得交税（农民都是把猪放牧到树林而树林是领主大人的），更不用提教会的十一税圣彼得银币税等等等等各种苛捐杂税，那些牲口都养不起的家庭还能不能剩点遮体的衣物就很难说了。
最后再说说鞭子和棍子的事情。
欧洲人对鞭子有一种偏爱，能用鞭子抽的绝不多话。别说是中世纪，就算是近代军队，鞭打士兵也是维持正常纪律的必要手段，直到现在所谓的欧洲教官手里也总爱拿根棍，虽然不打人了，但是教官权威的象征。在过去那可是对站歪了抽几鞭子，皮靴擦的不亮，抽几鞭子，刺刀没上油，抽几鞭子……，用拿破仑的话说叫，“士兵必须害怕长官的皮鞭更甚于害怕敌人的子弹，这样才能够有在战场上服从指挥的军队。”
不光是训兵，老师教学生也一样，教鞭这玩意儿就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过去使用戒尺打手板，欧洲的教师可是直接拿鞭子抽。中国讲究个先礼后兵，先拿语言教导不听的才用戒尺打，官员对百姓也是先劝导，不服从的才抓起来打板子。而欧洲的贵族根本就是懒得说话，遇上冒犯的直接一顿马鞭抽过去。
你再看看欧洲交响乐队的指挥，手里那根指挥棒的原型也是鞭子。以前音乐专业性不像现在这么强，谁弹错点儿了，吹走音了，乐师直接抽你让你长记性……，总之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是无事不鞭，无时不鞭，非鞭不足以指挥，非鞭不足以交流。其实到了五六十年代，欧洲的工厂里监工拿着鞭子，遇上偷懒的抽两下，也是工人的福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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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文化/革/命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晚到了近两百年，就是明清两代将儒学绝对化，心灵化的恶果。
以道德甚至仁义替代法律来治国，弊端就是伪善，韩愈，朱熹，正是其类。
主席不批孟而批孔，毕竟孟子一脉思想的源泉和萌芽都在孔子那里，只批孟一定事倍功半，这里面是有实用主义的考虑，所以另一方面要肯定荀子韩非直至于王安石了。
孔子作为大变革时代首位全面反思并提供全新生活准则的划时代人物，思想上的原创性必然也带有草创的痕迹，身后分成左右两派，互相攻讦是必然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主席身上，主席有理想主义，有现实主义，也有实用主义，左中右三架马车。
不过，邓只继承了主席的实用主义，最多和子贡对孔子的继承一般。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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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与政协
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
建国后落实到制度上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但从形式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又参照了西方的两院制。
人民代表大会类似于众议院，又称下院，原型是古罗马的公民大会。
政协则由社会名流，显贵和精英组成，略似参议院即上院，前身是古罗马的元老院。
不同的是，在西方，一般参议院（员）的权限是高于众议院（员）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构，即立法机构。政协只具备建议权，是咨询性的机构。
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宪法规定的。
理论上讲，既然政协收罗了全国的社会名流，显贵和精英，作为一个先进的阶层和整体，和人民群众相比，一般具备更渊博的知识，更丰富的经验，或者更远大的目光，由此而成为人民和政府的咨询单位是合情合理的。
但同样也是这个原因，政协不可能成为一个实质上的权力机构。
作为一个“先知，先进，先富”三位一体的社会群体，如果再拥有权力，那么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靠谁或什么机构来保证呢？
所以，权力属于人民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很必要的，有了权力，至少可以保证“后知，后进，后富”，而不至于老是“无知，落后和贫穷”。
而优秀人士有知识，有名望，有待遇且受人尊敬，即使少了些权力，我想他们是应该知足的，否则的话，就有点那个了。。。。
只有这样，社会各阶层通过互动，他们的利益才能取得平衡，得到保障，共同前进。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的体制是很科学的，也可以说有比较强的预见性，
这是个体制上的创新，很有潜力可发挥，是最终要放光芒的。
千万不可以丢了自己的宝贝，去捡那些个破落户的什么古董。
和氏璧没有被人琢磨出来时，你左看右看，也就是块石头。
其实那是传国玉玺呢！
东线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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