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纵横谈之十五: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等等

欧西文明是靠反宗教起家的。首先是意大利诸邦的“文艺复兴”,仍然以宗教题材为依托,而且诸大家事实上都是很虔诚的信徒,但作风却已是十分自由明快。

然后就是法兰西的“思想启蒙”,我们的这批蒙师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对教会和教义极尽了揶揄抨掊之能事。但真正在理论上为欧西文明奠定根基的还要算德意志的古典哲学。

西方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正—反—合的逻辑三段论将被否定了的上帝改装成了“绝对精神”,将宇宙的创始,发展和归宿都囊括在他的绝对理论中。“凡存在的必然合理,凡合理的必然存在”这一著名论断将规律性与目的性的最大悖论以历史的方法扬弃了。

不过,老黑的“绝对理念”事实上和朱熹那要灭人欲的“天理”也没什么分别。

老黑讥笑谢林的“同一哲学”好象是“将一切奶牛都变成黑色”的黑夜一般,抹杀了一切差异,于是他将黑白混杂的世界按正——反——合的历史辨证逻辑重新组排。最后宣称“天地,奶牛也;万物,斑马也;世界从此黑白分明井井有条了”。

黑格尔的世界图象与《易经》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很相似,先天八卦图以阴阳一黑一白为底,上置四象,二黑二白,阴阳相间,再上又置四阴四阳的八卦,类推至于第六层就是三十二黑三十二白完整的六十四卦了,每次看到它就想起老黑的“黑格子”。

不过,《易经》有易理,易象和易数三大部分,虽然黑格尔也分论了逻辑学与现象学,但他对天地之大数却不甚了了,缺了术数,就练不成神算,黯然之下,只能求救于神力,回归到神秘缥缈,“上帝”的名号是不可能再用了,就用“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来替代吧!

可见欧西人对上帝是多么的念念不忘,今日欧西的宗教回潮一方面是他们文明衰落期末日情怀的正常反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没给他们从小就培养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

黑格尔将世界的所有现象,物理,化学,生物,社会,历史统统归结为他绝对理论的外部显现,这没有全错,只是方法上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坚持的辨证法,因为他的归结方法是静态的,单向的,因此是一种为理论的一致性而牺牲了现实操作的多变性的形而上学,就象朱熹的理学,为了天理的纯洁而牺牲现实的人欲,即便是正襟危坐却高谈“食色,性也”的孔夫子也要活活气死的。

孔夫子对于“怪力神乱”和“六合之外”事情的态度是“存而不论”,对上古之道虽然“心向往之”却“述而不作”,只是哀叹道“古人的仁啊!不是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的。” 因为他知道人类的表达能力和理解力很是有限,往往言不达意,意不由衷,搞到最后,总是不知所云,就象我现在所写的不到我想说的一半,看到我所写的而能认同或理解的又不到一半。

马克思本来也在这井井有条的“黑格子”里面,可越活越不对劲,于是说:“古人云: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我好好的一匹天马,被你套上‘黑格子’折腾成斑马,吃的虽然是草,但挤不出奶,对人类没有贡献,还不如做回上几代的骚骡,错了,是卢骚。生来自由平等,决不肯打上‘文明社会’私有制烙印的卢骚才是我们的祖师爷。”

马克思早年学法律,基本功扎实,又修习了英国的经济理论(这是顶级外功)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这是无上内功心法),法国人积极浪漫的革命思想(这无疑是要改变世界的乾坤大挪移)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凭籍着这三项绝世武功,马克思打遍天下无敌手,带领着劳苦大众从万恶的旧社会杀了出来,要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光明顶端。

不过,马克思不是一匹黑马,黑马是尼采,高傲不羁,鄙视人民大众。

马克思也不是红马,虽然红色象征革命,但红马是名种汗血宝马,唯物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种族论”和“血统论”,为人民汗血可以,宝马就不那么无产阶级了。

血统高贵的宝马也许是佛洛伊德,只有他才念念不忘那胯下传种的物事。

佛洛伊德指出了人心的蒙昧,但心理学的科学时代却真正开始了。

马克思“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奶牛,为饥寒交迫的人们带来奶汁与皮袄(当然,奶汁是生前,而皮袄要等死后),但对于压迫阶级,他是“横眉冷对”,象一条战斗的公牛,是为红色而奋斗的,或者象田单从即墨城中放出的两角插刀,尾上点火的火牛,总之,马克思应该是“红牛”,既解饥渴,又长力量。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是近世思想界的三大绝顶高人,但却是最后的高人。他们之后,哲学也就式微了,存在的感觉,印象,以及文字和语言的符号成为思想的代名词。

从欧西文明的角度上看,他们是正在衰落的文明的最后余彩。

他们试图对行将崩溃的文明体制作出改革甚至下猛药,然而,他们的作为却成为了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欧西文明的最后解体。

尼采的“永恒循环”抄袭或者借鉴了东方神秘学说,他信奉的其实是战争与毁灭。

马克思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最善的理想。

有人说:一个人三十岁前不信共产主义,那他就没有心,但三十岁后如果还信共产主义,那他就是没有脑。听起来好象说共产主义只应该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是现实,其实不然。这只说明了一个人年轻时要有理想和信念,而成长后不应耽于空想,必须有所实践,不是说抛弃理想,而是要在现实中锻炼智慧以实现理想,即使是一小小部分。

“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共产主义不是叫你去作耶稣,而是叫你你作雷锋。

尼采和马克思都很激烈,是决不妥协的。特别是马克思,一点情面都不给自己的恩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和唯物主义大师费尔巴哈。

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正宗,外表太象机修工。

又说黑格尔:辩证思维法,天下第一功;可惜倒着练,错学欧阳锋。

佛洛伊德从梦的解析开始,渐渐地就将人类几千年来的道德信条都解剖得分崩离析了,并顺便敲响上帝那老头的丧钟。

在他们三个那里,都未有产生“和”的观念。事实上,融合,和谐的观念在西方只可能是一种手段,而决不可能是目的。融合或者和谐的前提是必须有两个主体,而欧西文明的传统是宗教上的一神论:“除我之外,别无他神”,西方的个人至上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们宗教上的一神论其实就是一回事.

 

 

 

夷夏纵横谈之十四:变态的博爱以及“和”的观念

博爱的原意是兄弟之情fraternity; 是原始基督徒之间的友情,就象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样,这与民族或阶级矛盾高涨期的革命理论其实背道而驰,具有投降性质,也有投机性质。
 
这个理念本来是应该由统治阶层为缓和社会矛盾而抛出。不过,当革命者处于不利情况下,他也会抛出这一观念,拉拢中间派,争取力量,以博喘息,当他真正成功时,却又弃若敝屣,法国大革命成功后对昔日同盟的清算就显现出博爱这一观念的政治投机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对双生子,前者重自由,讲民主,是精英政治,后者重平等,讲共和,是平民政治 。两者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就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样,不共戴天却忘了是一个祖宗。
 
美国国内是这样,中国海峡两岸也是如此,谁叫我们都信从了法国大革命呢?
 
自由民主派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甚至上古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平等共和派却也是根正苗红,古罗马帝国的基础是在其共和时代奠定的,而且上古部落联盟本身就体现了共和的精神,但不能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毕竟,感受到民主和共和气氛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多,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不过,各个部门的名目和管事的人也特别多,帝王的万岁变成了国家的万税,古人所哀叹的“苛政猛于虎”的现象现在基本上只局限于非洲和南美的少数独裁国家,大部分享受民主与共和的人民算是脱离了虎口,但好象生活总不是那么安全,当他们用第三只眼看世界时,才发现这世界,狼啊,狐啊,恶狗癞皮狗特别多。
 
所以呢,自由还不够大,平等也不够均,还要争,争不来就斗,就打,打到热火朝天就有人跳出来亮牌充当裁判,于是孔家的“仁”,释家的“慈”,墨家的“兼爱”和耶稣家的“博爱”先后亮了出来,都博了个“圣之时者”的好名声,以后很多年,大地上的人们,放下了武器,过了一段不长不短的好日子。
 
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还是架了起来,路易十六和他的对手罗伯斯庇尔先后被送了上去祭刀,在此之前,英国人已把他们的主人查里一世和他们的拯救者克伦威尔的血迹从刀上擦拭干净,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有人将血淋淋的十字架当作他们的信仰和归宿,却没有人膜拜断头的铡刀,或将之作为生命的主题。(对不起,把包公给忘了)
 
只有纳粹的党徽X有点象雍正朝被虐文人想象出来的满天飞舞的血滴子。
 
战争和屠杀延长至上个世纪而臻于大成,幸好我们已生活在二十一世纪,难道我们不应该庆幸自己活过了这一个千年。
 
为了能逃过这一劫(基本教义的十字架徒以为这是人类最后一劫,逃无可逃),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掌握人类杀伐之权的基本教义派的十字军徒感激涕零吗?他们为了全人类的福利将战争控制在有利而无害的世界局部地区。

伟大的实用主义,还有博爱的气派。他们,虽然从整个人类比例上看还是少数,只有二十五分之一,但他们已有了税务除外的自由民主,还有军事除外的平等共和,现在他们终于攀上了博爱的高峰,登上了九五之尊,要实行世界一统了,高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博爱的概念虽然和自由平等同时提出,但形成风气却较晚,且流于空泛,有时还被庸俗化。
 
典故一:欧西人殖民世界的同时,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传给了本国人,而对殖民地的人民秘而不宣,只教导他们以博爱,在此,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博爱和自由平等在概念上的可分性,另外欧西人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打算,其实也很简单。
 
非洲的黑人兄弟就知道,他们说:“白人到来之前,他们有《圣经》,而我们有土地,他们住下没多久,我们有了信仰,他们却得了土地。”
 
典故二:有那么一天,一大群血统和思想都很纯正的精英分子每人手持一块砖头在大街上要击杀一名行淫的女子,大圣人走了出来对他们说道:“你们之中,谁没有犯过罪(或更确切地说,谁没有犯过她,即使想一想也属犯罪),就出来砸死她吧!”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走光了,老头子们还先走。
 
这个典故使后世的烟花女子深受鼓舞,为了体现古圣人博大的爱,她们以身作箦,还创建了爱党,党魁小白菜,为什么叫她小白菜,不得而知,但他们的竞选口号却是:“我爱萝卜你爱菜,莫造战端当造爱”。
由于小白菜们从身心上都贯彻了博爱的精神,绿林好汉们也不甘龟缩于后,他们毫不犹豫地解下绿头巾,缝制了一面大旗,创建绿党。

绿林好汉和精英们可不是光吃豆腐和小白菜长大的,他们和自由斗士结成联盟,自由斗士熟知商品经济中自由流通和交换的概念,并组成沙龙讨论,一般还会带上他们的配偶或情人参与会议,共同讨论关于流通和交换的问题。
 
他们都是博爱派,并且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比自由派和平等派更激进。
他们爱好和平,但斗嘴从不肯让半句;宣扬环保,主张取消核电站,又不肯点蜡烛办公;号召大家骑自行车,自己却要人专车接送。
所以呢,总觉得绿党和小白党比前两党(红的社会党和蓝的自由党)更偏执,也更虚玄,搭不到他的脉,虽然他们倡导博爱,但好象不是博爱大家,而是要大家去博爱他,这一点使他们看起来好象是被人遗忘或受了委屈的小孩子。
 
政治上的不成熟是他们经常被人利用的原因,理论上的肤浅和偏执使他们变得虚伪。
 
有宗教源泉的博爱观念就是虚幻而虚伪的,这在基督教疯狂镇压异端时已曝露无疑,因为本质上基督教是单一神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一样,他们的上帝是排他性的,绝对化的神,“除我之外,别无神灵,有的话,他就是魔鬼”。
 
基督教传统是欧西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他的另一个比基督教更优秀的文明传统则是古希腊-罗马文明。
 
古希腊-罗马人给了欧西人什么样的启示呢?
古希腊人的伟大在于其文明范式的开放性,文明内容的理性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制,这是今日西方民主的模本。
罗马帝国一统天下,但除了早期的共和制和后来的元首制加教皇制外没有什么建树。

古罗马思想上的贫乏使其很快就成为不甚丰富的基督教的俘虏,并最终使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堕入黑暗,汲汲无为,而欧洲以外的世界则创造出阿拉伯文明和大唐盛世的辉煌。
 
今日的欧西文明已经走上了古希腊-罗马的老路。
欧西文明和它的祖宗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最欠缺的文明理念却恰恰是“和”。
而“和”的概念,只有中国人才将它发挥得淋漓至尽。
不过,中国人精熟于“和”几千年,最后沦落到近世官场的“和稀泥”却有点始料不及。
 
对国人“和”的传统的改造首先要摈弃儒家“中庸的和”,让他变成“中用的和”,虽然实用主义味道重了些,但“和”本来就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才应该是中国人的本质。
我们已经从“和平共处”过渡到“和平崛起”,下一步就是中国的“和平盛世”了(SINAE PAX)。
 
而自称“大和”民族的日本学去了中国人的“和气生财”,对于“和平”是一窍不通的,竟或者是根本不想知道的,他们的“维和部队”内心深处其实只想那么“威吓”一下罢了。
 
日本人即便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力气都不会成为引领潮流的强者,没有底蕴,只能掀起浪花。他们必须等待,等到中华上国创造出新的普世理念,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夷夏纵横谈之十二:自由的偏见及其为正义所扬弃的必然性(下)

物质的形成和社会的组成都是出于整体的需要而对个体进行规范,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个体的一些自由,强加给它一些义务。
 
亚里斯多德在两千三百年前就说“人是社会的动物”,直至于马克思将人最后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本质不是自然人意义上的自由,而是社会人意义上的关系,关系就是一种责任,所有法律,道德诫律和宗教信条都是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相互责任的表述。
 
正是在对宇宙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研后,康德庄严地宣称:“在我头顶,璀璨星辰;在我心中,道德律令。”而原始的自由人就只能浑身涂彩,戴着鸟翎或兽角,围者篝火边跳边唱:“我的世界是原始粒子汤,我的心愿是变头大灰狼。”
 
狼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愤青们向往自由的象征,在大街上老是听到有人“呜呜”地叫,那时流行一首歌,大意是这样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咬着冷冷的牙,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和草原上肥壮的羊。
 
一个民族 在其发展上升期充满了对财产,权力的欲望,他们对知识也有这种欲望,事实上,他们就是一群狼,战国秦汉人如此,罗马人如此,欧西人更是如此,但文明一旦定型,国家制度的确立逐渐将这群狼分化了,少数“大人虎变”,有的还会黄袍加身变成龙,精英分子则“君子豹变”,当然也有半精英分子变成狐假虎威的狐,大多数人就只能“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了,被驯养成羊,或夹起尾巴做狗。
 
社会如果对个体自由不加限制的话,就会变成“一盘散沙”,限制太紧就“万马齐喑究可哀”,原始粒子汤固然是一片混沌,“黑洞”,吞没一切个性的黑洞,却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东西,怎样在两者之间取得均衡。
 
“人生来自由”,说的是自然人,野人,即便如此,这自由也只是指人无目的性的心灵混沌状态,好听一点叫童真,赤子之心,但人一旦诞生,社会就将一付付的枷锁把他套上,有一首《墙》的诗这样写道:
在万古流沙中
浮现出生命的泡沫
家 成为墙
走出家门
从而走向孤独
 
二十年烟云一旦逝尽
踏千钧步履迈向辽阔地平
世界成为墙
想要改变世界
从而世界改变你
 
在纷杂的红尘中
惘然寻求最终答案
哲人的教诲成为墙
在不眠之夜
焚毁了所有的书籍
脑中一片苍茫
 
擦拭尘封的镜子
尝试认识自己的真实
心成为墙
打破镜子
心灵也就砰然破裂
 
是墙
挡住了袭向我们的风
 
可见,个体自由的追寻都只能导致悲剧,贾宝玉就是典型,对自我本性的简单肯定就走向狂,对自我的否定又走向空,因为人生来不自由,所以才要求自由,不是有无自由的问题,而是要争取更大的自由,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群体的自由,不是某一族群的自由,而是整个人类的自由。
 
人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因此,人的自由是受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精神规律的制约。人只有完成对自身的认识后,才可以对自由进行诉求。个人认识自身的限制和潜力后才能进行自我实现和超越。
 
人生在根本上是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人是主体,要有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能收放自如的泛滥式自由诉求是对人性的曲解和庸俗化(暴力和色情就以此为基础)。
 
自我控制就是自律,法律,伦理 和宗教对人的规范则是他律。并不是所有的自律和他律都是正确的,很多元凶巨魁如希特勒之流横绝一世都是因自律甚严,但他们的行为仍然是不义的,很多宗教伦常都劝人为善,但在其文明主体衰落期任何说教都是不道德的。
 
这里有一个正义原则。
义者,宜也。宜是应该,义就是义务。宜也是时宜,义因此也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在历史要求统一时搞分裂,在人类的科学时代意图复辟宗教,在世界和社会利益分配日益不均的情况下宣扬自由竞争都是不应该的,就是不义的。
 
正义是解救今日世界自由泛滥的唯一选择。
正义之在于个人,就是义不同群,群而不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风格和气概。
正义之在于社会,就是社会公义,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归宿的新的法律。

在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被代表,他们被代表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今天的美国不就是已经代表了世界吗?
 
正义是新自由观 的同义词,是对老自由观的修正,他是思想的自由,道德上的自律。
《人权宣言》应该作出较大的修改,不为责任所制约的权利是不可思议的。
 
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而要求权利就功利而言是合法的,但在道德上已经属于不善。不作贡献,没有牺牲精神而妄谈权利简直就是盗窃。
 
不要相信报纸和新闻,它们一百天会被自己否定一百次,也不要相信任何名教格言,它们惠了我们的祖宗,却压了我们至少五百年。
 
正义只在人心中,多行不义必自毙,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不过,不义的人,最好还是由正义的人们来击毙,以法律的手段。
 
所有向往自由,心存正义的人们必抛弃他们的自由与争议,和正义的人们联合起来,创造真正的法律。
 
自由真正的含义其实是正义和法律,而不是其它。

夷夏纵横谈之十三:博爱与文明的停顿


今日的世界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余波,法国大革命的中心概念是自由和平等,但出于欧西人三位一体式的思维惯性,他们将“博爱”添了进去以便锦上添花或滥竽充数。
 
欧西文明的发展规律也完全受到其文明内部机制的制约,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欧西文明的历史作用都是积极的,创造出新的文明范式,经历了创始,发展,融合各阶段而最终定型(《易经》震,兑,离,乾的天行模式)。
 
法国大革命后,文明机制随着拿破伦帝国的出现而正式形成,同时,美国在不受历史和地理的牵制下默默地却独立地酝酿自己的文明方式。
法兰西帝国随着拿破伦的败亡而一蹶不振,但大革命的理念却为各国所借鉴并发扬开来,欧洲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争,拿破伦帝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重现,而偏居一隅的美利坚更象罗马帝国。
 
文明范式形成后,其内部的扩张需要就转化为世界殖民,欧西文明从此开始质变,最终导致殖民战争,第一欧战和第二世战就是以科学的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文明转化为以利益为中心概念的结果。
大革命后的历史也由于大革命中心概念的偏颇而分为自由,平等和博爱三大阶段。
 
一,自由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欧西文明的综合阶段。
出于私心和自信,它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向世界推销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到之处,如风偃草,这正是八卦中巽卦之象,本来巽为风是指三,四月份的柔风,拂几行杨柳,绿两道河岸,或者吹皱一池春水也可以,总是要让天下万物自化,不过欧西文明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比阿拉伯文明(对中东古文明的复兴)和唐宋文明(对战国秦汉的复兴)晚了将近一个文明周期(800-1000年),要奋起直追就只能锁定目标,对其他“高驰而不顾”了。

 
欧西人从中世纪的黑暗深渊一下子跳上科学与文明的光辉顶端,这武功的进步神速及其惊世骇俗的手段除了让人想起在光明顶大展身手的张无忌外,还让我脑海中浮现出李白笔下著名的‘侠客”,“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由他决定。

也就是说欧西文明风行天下时即中国所谓“西风东渐”时的风已经不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了,而是“金风”,西方五行属金,但此“金”并非黄金之“金”,西方不产黄金,也不是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中世纪的欧洲穷得市场上的流通货币返回到原始社会的贝壳,连铜都找不到,在当时西方人的想法中,恰恰是东方遍地都是黄金,于是,他们都到东方来淘金了,变成了新世界的发现者,另一部分人比较谨慎现实,在家闭门造车,穷经皓首研究炼金术,意图炼铁成金,这些人虽然没有炼出黄金,却意外地成为了第一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二,平等阶段:这事实上已经是欧西文明的衰落期,欧洲各国的国内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兴起,国际利益分配不均导致一战二战。
三派势力争雄,国社主义(纳粹),自由资本主义和平等的社会主义。
 
一战的结果是野蛮资本主义被淘汰,国社主义和国际共产的出现。
二战的结果是国社主义被淘汰,资本垄断和社会垄断的出现。
冷战是一二战的延续,结果是弱国的民族主义和大国的世界主义(霸权和世界化)。

这是一个对立的观念,一方面世界地区化(非殖民化),另一方面世界一体化,表面看来地区化为各地族群带来政治意义的自由和平等,但实际上,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届完成,受益者并非已得自由平等的族群,而是资本与信息的垄断者和垄断国。
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地区化仅是表面现象,而且受到垄断大国的操纵和鼓励,你真的想成为世界一极或地区一霸时会受到多方挤压的。
对平等的诉求在欧洲和世界上造成了战争,这是欧西文明衰落的必然结果,在《易经》的卦象上对应于“坎”卦,坎为水,其辞为“水势润下,渐履冰霜;亢龙有悔,革道迷阳。”
 
在衰落的情势下必然会出现改革之道,在欧西文明的衰落期间,最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家就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最为彻底,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各个层面,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靠俄国向世界传播,却只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历史现象,类似于诞生在印度,由中亚向四方传播,却只有在中国才得到发扬光大的佛教,两者的原教旨在其诞生国(洲)早已凋零殆尽。
 
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以客观的物质,现实和经济基础作为其立论的出发点,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方法论与黑格尔如出一辙,是历史辨证的,事实上,除了《易经》的天人合一全息理论,至今还没有一种学说能比历史辨证法更全面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某一事物。
 
不过,马克思(主义)诞生在欧洲,不可避免地受到欧西文明先天局限性的影响,第一,他没有限定人类自由的底线,第二,他过度地夸张了人类平等的功效,或者说忽视人类真的平等的危害,第三,他怎么能象耶稣一样相信有了共产主义,人人就博爱了呢?
 
再者,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和结构上都是正面和积极的学说,不幸诞生在正在衰落的欧洲,因此理论中心也就从哲学上的运动变化转化为社会,政治上的“革命”,它不被欧洲主流所接受也就就顺理成章。
 
马克思博古通今,思绝千古,是一个正宗的德国人,但他的思想和性格却更象一个法国人,事实上,他的很大一部分思想直接继承于卢梭,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庄子是中国的卢梭,应该卢梭是欧洲的庄子,因为在卢梭前欧洲还从来没出现过象庄子一样浪漫诙谐,闳大精辟,思想和性格都似野马般不羁的人物。
 
有一点是肯定的,卢梭,马克思,甚至毛泽东是同一类人物,跟庄子扯上关系的只能是毛泽东,看庄文与毛诗就知道,只不过卢梭和马克思怎么能和耶稣有关联,除非他们青年时期象鲁迅从四书五经的字里行间读出“吃人”的字眼一样,辨认出印着“顺从”两字的《圣经》在原始基督教那里其实写成“革命”。
 
第三阶段博爱阶段在二战后正式粉墨登场。
第一步,和平演变共产主义集团,使之自由化;
第二步,发动地区战争使第三类国家受制于自由世界;
第三步,以虚假的人权观念(特别是博爱)和经济利益双管齐下,让整个世界都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彀中。
这是一套完整的战略计划,即使是在处于劣势的作战情况下仍有极大策略胜算,谁定下了这一策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策略的算是基本上成功了。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苏联东欧象是自由了。
第三类世界也控制得不错了。
唯一不破的堡垒—中国也在“吹面不寒洋柳风”下,逐渐开放软化。
唯一不解的却是虽然教下有很多信徒,但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不怎么“博爱”,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有专识鬼怪的“二郎神”的“第三只眼”,早已识透了鬼蜮伎俩,决不肯让分毫的。
 
欧西人不知道的是“二郎神”的祖宗是大禹王,他已经将所有的鬼怪都镇压了下去,耶稣基督再厉害也不过是三位一体中的神之第二位即“二郎神”,我们的杨戬本来也象耶酥一样是“人子”,和犹太人一样要争取合法的身份,但一经玉帝敕封,并佐以鹰犬,就一跃而晋身为神族,作为玉帝的外甥,而玉帝的儿子太阳王们又已被后羿射杀殆尽,所以他基本上也有了“神子”的资格,专司降魔除妖,中国的造反天才孙猴子就差点被他戬除掉。
 
当然这是神话,不过宋江打方腊却应该有一些历史根据的吧?不然的话,朱元璋革命成功后禁绝明教并屠戮功臣,或者北伐胜利后蒋汪疯狂残杀兄弟党人更能说明问题。

也就是博爱是一种政治(宗教)律条呢还仅仅是一种政治手段。

或者说博爱逐渐成为某一文明的主导价值正是这一文明衰落甚至完全停顿的象征。

基督教流行于罗马帝国不就是因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已彻底式微了吗?
佛教于季汉魏晋时传入中国而盛行于南北朝正是中国文明进入其第一低谷阶段时。
 
文明的形式和价值已统统被演衍出来,文明主体民族的创造力也已发挥殆尽,而这两者所造就的文明成果——一个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相对统一的文明体(帝国)却必须维持,一切在文明统一过程中被掩盖在千里平波下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却呼啸欲出。
 
暂时可以平息矛盾维持现状的也就只有“博爱”了,虽然空泛了些,有时又是异乡人口头流传的禅话或者被征服民族手中的法典,无法之法,拿来用了再说。
 
文明停顿期的卦象是“艮”,艮为山,也就是岳峙渊停,外表看起来一派森严,其实早已是“死而不僵”,只靠着异国情调的注入来吊起一些生机。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夫子的“仁者观照于山”与李白,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略相似”的心境又有所区别,后者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而至圣先师的仁者境界却更多的是期求现状稳固的知足心态。
 
人活到一大把年纪还图什么改变,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概也只有等死了。
艮山剥尽即化为坤地,这是文明最后的解体,普世性的文明将化归为地域性的文化,就象旷世英雄或绝代佳人终究还是变成了一掊黄土。
佛家宣扬“大慈大悲”,它的世界观是一种悲观主义,“慈”或许就是“博爱”了,
“悲”当然是悲天悯人的心怀,“悲”拆为非字心字,在汉语中的释义是事与愿违就悲,但若以佛理来解释的话,世人悲苦的根源恰恰是他们心中的是非,心无所住才能到达化境,“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佛家“无爱的慈悲”显然比耶传“无恨的博爱”要高一层。

夷夏纵横谈之十一:自由的偏见及其为正义所扬弃的必然性(上)

自由,平等,博爱是围绕人权轴心的三位一体式的观念,是对文艺复新,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系列新观念的概括,对神权的拨乱反正,人权观念的确立在十八世纪末,以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为成功代表而逐渐征服世界,深入人心。
 
欧洲中世纪存续一千余年,基督教对思想的钳制使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各国封建政权对人民的束缚及层层剥削,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欧洲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黑暗表现在思想,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面。
 
如果说阿拉伯文明是对两河,埃及,波斯诸文明的复兴,唐宋文明是对中国秦汉文明的复兴,那么欧西文明就是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但他整整晚了一个时代即文明的混合时代。文化上的落后,神权政权的极度专制使欧洲未能在文明混合时代创造出一个可观的文明形式,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查里曼大帝和中国的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阿拉伯世界的穆罕默德和继任的几位哈里发和特别是后来的萨拉丁相比,简直就是儿戏。
 
长期的黑暗和政治宗教的双重高压为欧洲有识之士和下层人民准备了爆发的内在力量,这是一种地狱般的力量,有火山喷发一样的不可遏制性,因此它一旦爆发,对旧思想,旧制度的拨乱反正也必将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中被提出,文艺复新的意大利对此引而不发,宗教改革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也欲言又止,最早实行宁静革命的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他绅士含蓄的风度。
 
意大利离阿拉伯国家最近,断绝了的古希腊文明思想和艺术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先进科技就是从这里传入欧洲的,当时意大利小国林立,经济相对发达,但梵蒂冈的势力不容忽视,任何政治或宗教上的动摇都会使意大利沦入阿拉伯人之手。因此意大利的革新只能表现在文化上。
德国的宗教改革是一方面德皇(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长期争夺欧洲统治权而教廷意识薄弱,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内部本身不统一,落后的选侯制使人民不堪重重剥削,国内矛盾尖锐化而爆发,产生了马丁路德的新教理论和孟德尔激烈的宗教起义行动。
英国孤岛远悬,早就独立于罗马教廷,自成英吉利教派,十二世纪的宪章运动和十七世纪的克伦威尔革新及稍后的君主立宪制(宁静革命)使英人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大陆,地处边隅反而变得得天独厚,最早实行世界殖民政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其先驱,不过,他们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
 
大革命发生在法国有多重原因:
一),法国政治统一,实行中央集权制,相对独立于罗马教权,绝对独立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因而对内加重剥削与钳制,使国内矛盾尖锐化程度强于各国,缺乏真正的对立派。
二),法国地处意大利,德意志,和英格兰之间,对文艺复新,宗教改革与宪章运动同时吸收而加以融会。
三),法国的启蒙时代(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更早的加尔文和笛卡儿)已经为革命者奠定了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基础。
因此,一方面,法国人的革命更为全面也更系统化,另一方面也更彻底,这是法国大革命的观念最终成为欧洲人普遍观念的原因,但同样由于其行动矫枉过正的过激性使 他的理论失于偏颇。
 
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当时成为改变世界的纲领有其历史意义,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在两百年后要成为放诸世界而皆准的不变信条,他先天的偏执性使人一目了然。
 
自由是与纪律和传统对立的概念,如果自由仅代表思想自由,这是人类自有思想以来就应该实行的,但社会存在必然要对自由进行限制,所以,自由是思想范畴,却不是行动纲领,无纪律法律的自由在行动意义或社会范畴上只能是破坏。
 
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了,那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苦难。
 
因此不受公义限制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是反自由,最终导致思想偏差甚至迷失,对自由过度的向往是道德沦丧,思想迷失,精神衰落的根源。我行我素的绝对自由观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向外殖民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边缘化,然后自我膨胀,膨胀自然就内涵稀释,意志衰弱。不仅殖民主义,包括民族自决主义,甚至纳粹国社主义都是以自由作为其基本概念。
 
自由不可以具备先验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建立在个人(国家,民族)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上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就是说自由的概念应该是经验的,以正义为根据的后天概念。
 
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他们这样对人说道:“你是自由的,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剥夺你的天赋的权利,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去干吧!”
有人说得更透彻,老子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特别是孔子的前半句话“民可使由之”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人民吗?给他自由!”孔子这样说的时候也觉得这种思想太超前了吗?所以加上了后半句“不过,不要让他知道为什么”。
 
说“人生而自由”,“可使由之”的人其实内心深处是鄙视,漠视人民和人类的,他们从根本上毫无人权观念,只把自己当成了圣人或救世主,把人还原为“无知无欲”的自然人,“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的就是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即使是最愚笨的野民也是有自尊心,还有助人为善,成人之美之心的。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最美丽的猴子和人相比都是丑陋的”,当然他那个时代还不知道中国人会创造出惊绝千古的美猴王孙悟空,更不知道人跟猴子本是一家。
中古的宗教家说“最完美的人在神的眼中和猴子差不多”,直到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死了的上帝(包括追随上帝的圣人和顺民们)不但比猴子更丑陋,还会变成虫豸来侵蚀人心,使人躯壳变成了虫豸的载体。
 
无论如何。他们只看到了个体的缺陷,却没有看到缺陷总和可以造就完美,这就是组织的功能。

我们知道最基本的粒子是测不准的,这就象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他们的遭遇无人能够预料,基本粒子种类繁多,今后还会发现更多,其实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组成物质(原子),物质就比较容易把握,有了物质,就还会有比物质更高级的东西,人也是如此,要组建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单元,原子将几种测不准的基本粒子纠合在一起,创造了宇宙稳定发展的基础,不然,宇宙仍然是“原始粒子汤”,自由散漫却没有发展前途,人如若不组成社会,今天的世界就是虎狼横行了。
 
人即使组成了社会,但如果放任自由,世界就另一种是虎狼横行。不信,请看,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